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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氏可為“聖王”否?

笔者乃南马人。同乡之同学亲戚, 有者慕狮城高等教育之佳名,求学深造去;有者慕新国新币兑马币之佳率,谋生定居去;有者更为了家人子女之未来福祉而“弃大马国籍、成新国公民”。


笔者更曾亲身尝过几乎天天过新马关卡的滋味。那段日子,不论是上班或下班,笔者从没不曾在关卡见到数以万计的摩托车骑士。他们有些戴口罩,有些没有;有些熄了摩托车引擎,有些没有。他们只有某动作才是一致,就是在摩托车专行道上徐徐推着摩托车前进。

由此可见,新加坡可谓是大磁铁,令邻国人民心甘情愿堵车挨苦涌往谋生。李光耀之被许多人崇拜,皆因新加坡之成功有目共睹。

李氏发展新加坡有功,同时却是“华教公敌”。东南亚第一所中文大学-南洋大学,就是由李氏所关闭。同时李氏的教育政策也偏向以英语为主,用不拨款等的间接手段来令狮城华校逐渐式微。

吊诡之事何其多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或许政权已稳,李氏又突然回归“华夏本位”,积极向其华裔公民推广“儒家思想”。当时李氏的团队打算在中学开“儒家伦理课”。为了编好“合时宜又合国情”的教材,李氏还特地请来了数位大名鼎鼎的儒家学者,如余英时及杜维明等人来助阵。

可惜“儒家伦理课”寿命短,开课五年就匆匆告别中学,主因在于不受学生及家长欢迎。为何如此,则有诸多原因。

不 过,李氏精心设计儒家伦理的良苦用心并没付诸流水。为推广儒家思想,他不仅在中学教育着手,还在民间办了不少儒家研讨会,使民众多参与类似活动,借此在民 间推广儒家思想。当“亚洲价值观”正流行时,李氏版本之亚洲价值观就是由儒家思想来打底。新国政府还曾从儒家思想中筛选各族可接受的部分,推出《共同价值观白皮书》。

不 过,由于李氏曾多年努力推广儒家思想,故其治国之大成就,就被某些学者说成乃拜其儒家思想所致。这并非定论,有学者认同,有学者反对。多数人认为李氏是法 家信徒,因为新国政府的严刑峻法举世皆知,而李氏本人又曾于某场访问发表“人性本恶”而须严管之看法。“人性本恶”乃大儒荀子的名言,故荀子之徒李斯等人都推崇严刑峻法,与孔孟之学大异其趣,说起来实在有趣。

撇 开法家一面不谈,李氏确实也有孔孟风范的一面。李氏相信“精英治国”的道理,其团队全是精英,并以廉洁高效闻名。李氏虽以几近独裁的方式治国,惟给人之印 象是“家长”多于“暴君”。这种印象全拜他好以精英之眼来观其人民,认为其人民都不懂事的小孩,需要好好督导、保护和照顾。虽然好像有点太超过,不过本意 确实是为民,错不了。

中 国古时,尤其是在皇帝开明、“刑不上大夫”的宋朝时期,士大夫通通都是科举出身,通通都是社会精英,通通都奉孔孟之学为圭臬。士大夫之愿,都不外是配合圣 王以治出“大公天下”,宋代就不乏有这些大志的士大夫,其中两位更传下了千古名言,一是张载之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, 而再来就是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 下之乐而乐”。

李氏之治国精英团队,就犹如中国宋朝之士大夫。而李氏之鞠躬尽瘁为国为民,活脱脱就是“为生民立命”。李氏只要收敛其家长心态和偶尔刚愎自用的态度,已几近可成为儒者所苦寻之“圣王”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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